黄蓓佳谈文学:困境、绝地求生和人性之光

(2019-07-03 14:51)

  整个2018年,因为工作的原因,看过的儿童文学图书多以百计,而最让我惊艳的,是这一本《野蜂飞舞》。至今,我还能清晰的记起,读完全书后恣肆的泪水在脸颊上拍打的感受,我心疼那些年轻生命的逝去,更为我们这个国家、这个民族,越是在苦难与艰辛之中,越迸发出的非凡的、奇迹般的力量而哽咽。

  在我的印象中,作家黄蓓佳一直是温婉的、文雅的,可是她平静表面下波澜壮阔的内心,与呼啸而至的力量,在这部作品中我又一次深深感受到。深情与温暖,辽阔与悲壮,是的,这曲有关家国情怀的生命绝唱确实呈现出了这样斑驳的美感,呈现了一种史诗的气质。

 

《野蜂飞舞》,黄蓓佳著,江苏凤凰少年儿童出版社2018年08月第一版,26。00元

  “相伴短暂,离别漫长。整个天际,都是你飞过的自由。”“很多年之后我还记得那天晚上的星空。那么多的星星,排山倒海一样,一声吆喝就会从天上哗啦啦地倾斜下来一样,那么的密,那么的庄严又热切……”类似的流淌着盎然诗意和充沛情感的行文,在文中比比皆是,无比动人。我猜测作家在写作过程中一定经历了如风暴般难以抑制的投入的情绪,果然,采访证明了我的猜测,这部作品耗尽了作家的心力,体力、情感都承受不住这样的大喜悦大痛苦,需要靠药物来助眠。谨借此文,表达对用生命来写作的作家的致敬。

  命中注定的,看到《风起华西坝》

  中华读书报:是什么样的机缘,触发您写下《野蜂飞舞》?站在80年前“五校西迁”的遗址成都华西坝上,您一瞬间的感受是什么?

  黄蓓佳:作家在写一部大的作品之前,通常要把这个写作念头养在心里,养一两年,待它发芽膨胀,破茧而出,然后坐下来慢慢地从茧子里抽丝。但是我写《野蜂飞舞》的念头养得有点太久了,三十年前就有这样的打算。不过那时候我还没有开始写儿童长篇,我想写的是一群知识分子在抗战后方的坚守和传承。后来有种种原因,这本书一直没有动笔。写这本书的念头又一直没断。

  时间进入到五六年前,有一天我应邀去给江苏凤凰出版集团当评委,评出他们集团的年度十大好书。进得选书室,满屋的书香,满眼的绚烂,各家出版社上报的优秀书籍铺陈了长长短短七八张书案,阳光照在那些或庄严或谐趣的封面上,珍宝一样熠熠生辉。

  错乱放置的几百本图书中,几乎是命中注定的,我一眼看见了其中的一本《风过华西坝》。评选结束,我讨要了这本煌煌几百页的纪实文学,带回家中,当即研读。两天后读完一遍。跟着我又从头翻弄一遍。我发现我中蛊了,我被抗战期间华西坝上的“另一所西南联大”迷住了,三十年前的那个念头,又开始在我心里伸腰萌动了。

  想象一下当年不愿做亡国奴的先生教授们,如何带着羸弱的妻子和年幼的孩子,带着他们心爱的书,仪器,实验要用的种子和动物,还有大批追随光明的学生们,搭车,坐船,步行,千山万水地从沦陷区赶往大西南,而后在华西坝上安营扎寨,而后弦歌不辍,教学相长,让民族的精神、民族的文脉得以绵延不断。再想象一下当年那些热血沸腾的年轻学子们,如何在战火中安放自己的一张课桌,读书,做学问,讨论时局,学会思辨,直至用自己的身躯迎向日寇的子弹。还有那些跟随父母跌跌撞撞一路西迁的孩子们呢?他们在远离故乡的地方长大,耳濡目染父兄们的慷慨悲壮,又终日浸润在书香墨气之中,他们会如何长大,又应该如何长大?

  五年时间中,断断续续的,我的脑子里始终放不下这个诱人的题材。真要坐下来动笔,却又感觉缺失一点什么,还达不到十足的气定神闲。一直到前年春天,我去四川做校园读书活动,终于有机会亲临成都华西坝,去感受八十年前那片宁静又沸腾的热土。

  抗战五大学——燕京、金大、金女大、齐鲁大学、华西大学,其中的四所已经随着抗战胜利悉数迁回内地,留守下来的只剩今天的华西医学院。漫步在草木葳蕤清幽雅致的校园,浓浓的民国风扑面而来,每幢旧日教学楼的铭牌清楚简洁地标志了八十年前的短暂历史。沿着宽大的咯吱作响的木制楼梯拾阶而上,耳朵里似乎听到了当年纷沓的脚步,青春透亮的笑声,还有师生之间夹杂了英文单词的会心对话,心中怵然惊悸,不由自主地闪身一边,让那些幻觉中的脚步匆匆的人儿先行过去。

  然后我就看到了校园三三两两坐在长椅上读书和背诵的学生们,他们十八九岁,二十郎当,眉眼疏朗,浅笑盈盈,多么年轻又多么好看!在他们当中,有没有华西五大学师生的后代?他们知道不知道脚下的土地上曾经发生过什么?祖辈祖祖辈的青春热血,是不是依然在他们的身体中流淌?

  就在那一瞬间,念头破茧而出了,我明白自己要写什么了。坐在华西医学院校园长椅上的那一刻,真的是天地澄明,我迫不及待地要飞回南京,坐下来开笔。

  掂量来,掂量去,选择了这个叙事角度

  中华读书报:拥有了创作和表达的冲动后,如何为《野蜂飞舞》寻找一个故事的内核?怎样的角度,怎样的人物关系的设置?怎样的开头,情节推进和结尾?包括书名的到来?

  黄蓓佳:这是一本以抗战为背景的小说。1937年抗战爆发,为了给中华民族留下读书的种子,为了让我们的文化、文明得以传承和延续,国内的一流大学纷纷西迁,四川和云南就成了这些师生们的落脚之处。国土可以暂时沦陷,军民可以为国牺牲,学校不能不上课,教师不能不教学,这是当年中国的精英们的普遍认识。在这样的大背景之下,女孩黄橙子一家跟随当教授的父亲来到成都华西坝,住进了一个相对封闭的教师大院——榴园。随后,父亲又将他的老同学的遗孤沈天路接到家里,六个孩子在榴园破旧拥挤的小楼度过了自己不同寻常的童年。

  榴园就是一个中心圆,一切的故事围绕这个圆心发生,又从中心点延伸出无数的射线,履盖了抗战时期大后方人民日常却又是非同寻常的生活。榴园又是一个小世界,在这个世界里每天都在上演着那个时代的知识分子家庭的歌哭欢笑,爱恨情仇,也上演着一幕又一幕教授们忠于职守又精忠报国的喜剧和悲剧。苦难和艰辛、战争和疾病都没有能够摧毁他们的意志,彼此间相依为命的经历反而让那段岁月变得珍贵而绚烂。历经沧桑的土地上,顽强地开出了一朵又一朵的生命之花,友谊之花,爱情之花。

  小说的最后,相伴短暂,离别漫长,大哥参加中国远征军牺牲在缅甸战场,大姐北上抗日,却没能活到胜利的一天,沈天路终于成为自己最敬仰的飞虎队的一员,也终于驾驶着心爱的飞机与敌机同归于尽。遗下女孩黄橙子,弹奏着沈天路生前最喜欢的乐曲《野蜂飞舞》,在对心爱的男孩的缅怀中活到九十岁的高龄,因此也成为我们这个故事的耐心的讲述者。

  说真话,如此宏大而沉重的题材,要写成一本给今天的孩子们能够看懂和接受的小说,委实是有难度的。这个难度不仅仅因为岁月久远,还因为我对这个题材抱有野心,既想要写出历史的宽度和深度,又想写出一本能够赚到孩子眼泪的书。掂量来掂量去,我决定选用一个亲历历史的老人的叙述口吻,让作品呈现纪实的感觉,方便小读者的情绪进入。而通篇的节奏,我确定必须是明快而敞亮的,是老人在迟暮之年对童年往事的动情回望,是旧日情景再现,也是千万里追寻之后的生命绝唱。如此,进入写作后,从小说的“楔子”开始,我一直在克制,克制,不断地提醒自己:文笔和故事要有趣,要率真,要日常,要欢乐。可是写到尾声,我还是抑制不住心中的悲伤,以至泪眼模糊,无法正常打字。我心疼我笔下那些年轻的生命,年轻的灵魂,他们是一颗又一颗划过天际的流星,如此耀眼又如此短促。他们留下来的那一张张干净的笑脸,历经漫长时光,依旧迷人鲜亮。

  至于书名,因为小说的背景发生在四川华西坝,起先我顺理成章给这本书起了个名字叫《坝上的孩子》,倒也朴实和贴切,可是我又觉得读者容易误会成这是一本写乡村留守儿童的书,就把书中描写的钢琴曲的名字《野蜂飞舞》抓过来做了书名。一读到这四个字,我眼前就出现华西坝上万木葱笼、蜂飞蝶舞的场景,那种俗世的富足欢乐跟接下来要写到的残酷战争恰成对比,更让人有一种美好被撕碎的疼痛。


作家黄蓓佳

  文学就是要写出人的困境

  中华读书报:抗战题材的儿童小说书写始终是一个沉重而艰难的命题,虽然题材有可能为作品带来史诗般的张力,更是作家面向民族历史的一种责任感的体现,但我们知道,战争与童年之间存在着诸多天然的对立,这正是战争题材儿童小说写作的难度所在。那么,在历史叙事、战争叙事和儿童文学写作伦理之间,您是如何考量的?

  黄蓓佳:抗战中的这些大学在中国抗战史中是一个独特的存在,在我的目光所及中,全世界似乎还没有第二个国家,发生过像我们国家这样大规模地迁移学校,以保存民族的文脉,保存民族的精英,珍贵的人才,给我们这个国家的人种能够高质量地延续生命留下了希望。在满目疮痍顿困顿不堪的战争年代,那一大批从国外留学归来的,一向是高高在上养尊处优的大学者大教授们,陡然间从高空落到了泥坑,他们会如何适应这个变化?他们的素养、情操、知识分子的处事方式、报国的理想甚至是梦想,如何延续和坚守?这是我非常感兴趣的问题。文学作品就是要写出人的困境,人处在绝境之中的那种绝地求生,艰苦困顿中迸发出来的人性之光,这是非常迷人的文学题材,有很大的探索空间可供我们这支笔在其间腾挪。即便是儿童文学,这也是一片可供开垦的处女地。

  当然,因为年代久远,因为情况复杂,因为历史总是被迷雾层层包裹,要开疆辟土相当地不容易。可是我喜欢这样的挑战。越难啃的馒头才是越能满足我们的咀嚼欲望的。

  所以,在这样一本书中,最难处理的就是儿童文学如何描写战争这个课题。对于成人文学,可供选择的方式与借鉴的经验有许多,但对儿童文学来说,解决方案实在并不宽裕,因为面对儿童,我不可能放任自己的笔触,给他们展示那些残酷的情节和残忍的画面。反过来,我们又不能回避历史的真实,回避战争的属性,因为,让孩子们知道战争的反人类性质,也是人类社会的教育任务之一。面临这样的写作难题,我能选择的做法就是控制。必须找到一种恰到好处的叙事方法,以达到量上的控制和内容上的避让。比如书中三个年轻生命的牺牲,我都没有正面描写,而是通过事后追述来完成。三个人中用力最多的沈天路,也就写了一百多字。但是,恰恰是这样简单的追述,在前面的铺垫已经足够,张力达到最大之后,骤然的一句收尾,反而使平静的文字变得暗流奔涌,更有力量,更令人唏嘘不已,回味无穷。

  还有,《野蜂飞舞》不是一部横切面的小说,它有纵深度,从头至尾贯穿八年抗战的时光,所以书中的人物有成长性,从童年到少年到青年。这当中就不可避免要写到少年人青春的萌动。像大姐和程渝生、沈天路和黄橙子之间,都有这样爱情萌动的时刻。这样的或重或轻的情感,要不要写,怎样写,费了我不少心思。如果书中人物是普通人家的孩子,我可能就选择避让了。但《野蜂飞舞》不一样,“榴园”是抗战后方的一种特殊的存在,榴园的孩子都生活在特别民主的西式家庭,从小接受现代教育和现代阅读的滋养,所以情感的萌动是自然而然也是必不可少的,躲避它反而会不真实。即或如此,我还是尽量将这样的情感控制在似是而非的不确定状态,或者用偶然与意外将它们不经意地中断,或者将情感的双方处理成不对等的状态,使其无法发展。值得庆幸的是,如此处理之后,小说不但规避了儿童文学中的一大难题,反而使作品的整体变得轻盈而有趣。

  顺着性格往下捋人物

  中华读书报:谈到宏大主题的书写,或者富于现实主义精神的写作,因为坚持对时代生活的密切关注,对人的生存境遇的密切关注,对民族灵魂的密切关注,坚持直指人心、具有形而上追求的文学追求,具有强烈的震撼力和感染力。然而,“宏大叙事”往往与日常生活有着距离感,尤其是对儿童文学文本而言,需要寻找一个以小见大的切口,在真实的大背景下,将宏大叙事转化为曲折动人的故事和鲜明丰满的人物形象。显然,《野蜂飞舞》寻找的正是宏大叙事的儿童文学路径。那么,如何让宏大主题的文学书写,具有更为丰富、细腻、真实的艺术可能,《野蜂飞舞》在故事的选择、结构、情节、人物塑造,语言等方面,做了怎样的艺术探寻?

  黄蓓佳:“榴园”作为我的小说场景,它在抗战后方是特别之中的特别,因为榴园里的住户们都是留洋回来的大学者,个个身怀绝技,每个人都有每个人鲜明的决绝的形象和个性,不人云亦云,也不随波逐流,却又满腔知识分子的热血和报国之心。在榴园这个小世界里,氤蕴着浓浓的文明、文化、理想、自由、明亮向上的一种氛围,有别于世俗、有那么点孤寂、清高、不屑于平凡人生的意思。在榴园长大的这些孩子们,终日熏陶在那样的氛围里,自然就有了跟普通家庭孩子不一样的地方,所以他们也特别独立,特别有主见,特别自由,特别优秀,才会发生我作品中写到的那些故事。同样,作品中那些人物最后的命运,也才特别感人,特别可信。如果换成抗战中普通老百姓的家庭,我的小说就完全不会这么写了,那会是完全不一样的人物故事和命运。

  每个作家在设置人物性格时,都要绞尽脑汁做一个通盘考虑,因为性格决定命运,性格设置出来,才能顺着性格往下捋人物故事,一条一条地顺理成章地通向命运终点。当然,其中一定要有人物的性格在故事中途出现大的反转,精彩就在这种反转之中。所以我写下《野蜂飞舞》这个标题之后,接着写下来的就是这句话:“相伴短暂,离别漫长,整个天际,都是你飞过的自由。”这句话暗示了我这部小说中主要人物的命运,是点题之笔,我特别希望读者们能够关注到。

  六个孩子中,沈天路是男主人公,当然是我花费了很多力气去写的,我对他寄予了最多的怜爱和温情。但是大哥克俊才是我偏爱的角色,他从内到外都极其优秀,不是那种尖锐的张牙舞爪的优秀,是恰到好处的很绅士风格的温暖,比较中庸,比较含蓄,善解人意,自带兄长风度,有理想,有热情,有健壮的体魄,但是又有足够的冷静,足够的清醒,关键时刻又绝不会含糊。总之一句话,他是这个家庭中最让人觉得靠得住的一个孩子。写他的牺牲,我只用了一句话:八月初,我哥在密城前线牺牲。因为写到这一段的时候我心疼得笔都阻塞了,我觉得我没有办法展开文字,多一句话的描写都是多一份残酷,我自己的情绪受不了。

  大姐书雅,家中的长女,照理说应该是最能干最懂事的,可是她上面有一个更懂事的哥哥,又因为她特别聪明漂亮,事事处处都是拔尖儿的,她就自己宠自己,宠成了一股勇敢无畏的劲儿,放大了她的理想主义,哪里危险偏要往哪里去。在那个时代,从大后方千难万险去投奔延安的年轻人,很多都有书雅那样的个性。很多人满怀热情地投奔革命,反复磨砺一点一点地适应,把自己打磨成革命所需要的石子,日后成为革命的中坚力量。可惜书雅没有走完她一生的历程,英勇牺牲在抗战胜利前的那一个月。这个结局也是符合她的一往无前的性格的。

  书中的主人公是黄橙子,她上有哥哥姐姐,下有弟弟妹妹,父母的目光无论如何也不会太多地关注到她的身上,因此她的人生空间更加宽松,不受拘束自由生长,自说自话地长成了一副“野小子”的模样,但是内心深处又藏了一个不曾长大的小女孩儿的特别柔软的心灵。正因为如此,当她和沈天路的心灵一旦碰撞之后,才会觉得彼此契合,擦出火花。以她为主人公,用她的视角来统领整部小说,是因为当年她的年纪不大又不小,略知人事,又懵懂幼稚,一切都看在眼睛里,却未必知其所以然,小说因此便呈现一种半透明的毛茸茸的质感,比较符合儿童阅读的心理。

  因为黄橙子是书中最重要的人物,全书几十个人物中,我第一个要想好的就是她的名字。主人公的名字往往会决定整本书的明暗调子,文字风格,以及命运走向等等。那一天也是灵感突现,脑子里莫名就冒出来“橙子”这两个字,立刻我在心里就认可了它,觉得既随意,又亲松自然,而且明亮,透明,可爱,芳香。由橙子而想到给这家人按上一个“黄”姓,这样一来,黄橙子,特点更突出,更加上口好记。取完名字后我还挣扎了好久,怕读者误会跟我的姓氏重合,书中有没有我自己家族的影子。可是我琢磨了一两个小时,反反复复在心里盘恒,还是决定不放弃这个“黄”姓。黄和橙子,多么适配啊,再没有更好的选择了。

  果然书出版之后还是有误会,有人问黄橙子身上有没有我的影子?这本书有没有一点家族历史的意思?我在这里郑重声明:一点也没有。我很希望这个优秀的家庭跟我有关,可惜我高攀不上。

  书中的另一个主角沈天路,他又有跟黄橙子不同的成长历程。他的父母追随革命,在苏区牺牲,他出生之后就被送往四川老家,辗转在几个亲戚家生活,受尽人世间的白眼和颠沛。所以当他被黄橙子父亲接到“榴园”之后,发育不良而又乡音浓重的这个孩子是自卑的,胆怯的,警惕的,也是跟这个家庭的孩子们游离和格格不入的。之所以让他一直管橙子的父亲叫“叔”而不叫“爸”,是因为我觉得这样的一种外来者的姿态比较舒服,既有了对这个家庭的认同,又保持着不多不少的小孩子的个人尊严,对塑造沈天路的形象有利。

  全家人当中,第一时间接纳他的是橙子的母亲,母亲的角色是普通家庭妇女,识字不多,有小家小户女人的亲和力,沈天路本能地意识到母亲是这个家庭里跟他的相似度最高的人,是他能够平视的长辈,故而他很快就管橙子母亲叫“娘”,娘也对他最为怜爱。而对橙子的父亲,他一直叫“叔”的那个,他则始终保持着景仰、爱戴、心悦诚服,以及不多不少的距离。

  黄家的这些兄弟姐妹中,沈天路对大哥最敬重,对大姐是“惹不起躲得起”,唯独对黄橙子,他们在性格和灵魂中有高度契合,都属于一种带乡土气息的、质朴平凡的低姿态的人,他们两个从开始的怒目相对到后来的亲密无间,是人物个性发展的必然结果。在这个家里,黄橙子只有在沈天路面前才可以放开天性为所欲为,沈天路也只有面对黄橙子时才能够充分地敞开心灵,他们彼此接纳,相互靠拢,形成介乎兄妹和恋人的那样一种特别自然和舒适的关系。

  写到兴奋处,要吃安眠药

  中华读书报:“相伴短暂,离别漫长。整个天际,都是你飞过的自由。”“很多年之后我还记得那天晚上的星空。那么多的星星,排山倒海一样,一声吆喝就会从天上哗啦啦地倾斜下来一样,那么的密,那么的庄严又热切……”类似的流淌着盎然诗意和充沛情感的行文,在文中比比皆是,无比动人。您在写作这样一部作品的时候,是处于一种什么样的写作状态?这种写作状态如何可得?

  黄蓓佳:《野蜂飞舞》写了两三个月,改了三四个月。写的时候全身心投入,精神充盈、丰沛、亢奋,晚上躺在床上还会想,想到兴奋处,睡不着,要吃安眠药。有时候想到好情节好对话,怕一觉睡醒忘了,爬起来记在床边的本子上。改的时候就从容许多,慢慢琢磨,徜徉在自己作品营造的氛围中,很享受,好像陷在梦境里一样,改到最后都舍不得出来。

  说真话,写这样的作品是比较辛苦的,不说自己情感上的投入(消耗气血),就说为了力求细节的真实,给读者故事人物犹在眼前的感受,我不知道翻阅过多少资料,大到二战的全部进程,中国抗战的每一次重大战役的时间地点,小到当年四川地区的米价油价,药品的供应,交通工具,包括枪支和战斗机的型号,我都是查资料查出来的。感谢现在手机上的强大搜索功能,给我的写作提供了无穷无尽的帮助,要放在二十年前,我写这部小说,恐怕桌子上的文献材料要堆成小山了。

  细节的真实才会带来整体作品的真实,阅读的时候才会有身临其境的感受。一部作品是马虎对付胡编乱造,还是投入心血费时费力,一读就会知道,因为阅读的体验完全不同。

  但是这样的写作状态可遇不可求,也不能经常重复,体力、情感都承受不住这样的大喜悦大痛苦。作家如果节奏太快地燃烧自己,反会欲速而不达。所以我现在手中在写的小说,就是另一种风格,追求极致的简单,语言、人物、故事、对话,完全白描,零度感情投入。

  作品的深度,反映的是作者的深度

  中华读书报:数十年来的文学创作,您很少写乌托邦式的幻想故事,往往都是聚焦时代和社会风貌,作品里流淌着宽阔和温润的人道主义。那么,作为一为声名卓著的成人文学作家,您是因为什么原因开始了儿童文学写作?在儿童文学写作中寄寓了您怎样的期待和情感?

  黄蓓佳:二十年前有感于女儿的教育问题和成长的烦恼,写了一本《我要做好孩子》,没有料到就此与儿童文学结缘,再也没能离开。原因很多:出版社种种手段的催促,孩子们对我的作品的喜爱,写童书时的全身心的快乐,成人文学市场的萎缩和成年人对文学阅读热情的消解……

  必须说,成人文学的写作经历给了我一个比较高的台阶,跟一些纯粹的童书作家相比,可能我关注的社会面更加宽广,也更在意作品中对人性深度的挖掘。

  中国的社会差距太大,莺歌燕舞和水深火热同时并存。城市里的孩子挣扎在课业和辅导班之中,做梦也不会想到咫尺之遥的地方还有同龄人为生存而烦恼。纵观中国当下的儿童写作,娱乐化、低龄化、简单化的东西太多,对提升儿童的心智成长没有太多帮助。快乐的文学当然需要,适当的凝重尖锐也不应当回避,否则孩子将来走上社会,猛然间从童话走进现实,那种心理冲击力太大,会出各种问题。回想我小时候,七八岁的时候,因为没有儿童文学可读,一步就跨进了长篇小说和外国经典文学阅读,一样读得津津有味。儿童的可塑性极强,可以说,你给他什么,他就会接受什么。暂时读不太懂也没有关系,似懂非懂反而更加深印象,更会记忆深刻。因为他要努力去懂,要踮起脚尖去够,这个努力的过程,踮脚的过程,就是他自己思考和适应的过程,会促使他长大,成熟。

  如果站在一个成人作家的角度上看儿童文学,感觉可以开拓的东西还有很多。儿童文学不仅仅是校园文学,它应该涵盖更广阔的社会内容。儿童文学跟成人文学之间也不应该有特别明确的界限,好的儿童文学,成年人一样能看得津津有味,甚至应该更令人动容。儿童也是完整意义上的人,而且是社会的人,一切的喜怒哀乐脱离不了社会性,把社会背景写出来了,丰富性就出来了,人物才能从时代底色中突显,呼之欲出。准确而诚恳地描写人物,这是对文学的尊重,也是对儿童的尊重。

  无论是成人文学还是儿童文学,写作的难度不在于选择题材,在于如何写好一个题材。写什么不重要,怎样写才重要。最不能做的是跟风,追热点,有投机心理。写作需要沉淀,从生命和时光的深处去打捞东西,哪怕一部当代题材的作品,也要想深想透再动笔。还有就是,作者自身的素质很重要,价值观很重要。我最见不得那些缺乏人性之光或是价值观混乱的作品。作品的深度,反映出来的是作者自身的深度,你读了多少书,你做过什么样的思考,你有什么样的智慧,透过作品,一眼能够洞穿。瞒得了外行,瞒不了内行。

  (中华读书报记者/陈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