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坚勇:江堤下的那座小屋

2013年05月27日 11时10分 

  一 

  很少有人现在还记得1995年5月27日那个傍晚的情景,但是陆明才记得。那天他拴好小船,从江堤上往回走时,突然觉得风是从对面刮过来的,带着湿漉漉的水气。他抹了一把脸,心想:东北风,雨祖宗,今天夜里一场雨怕是逃不掉了。 

  也在这个傍晚,同村梅存根家的母猪开始“作窠”,那是要下崽的信号。母猪下崽是农家的大事,梅存根早早地吃过晚饭,就来到江堤脚下的猪舍里守候。过了半夜,母猪还没有大动静,人却有点迷糊了,但迷糊中他分明听到外面传来断断续续的呼救声。他打了个激灵,开门一看,外面风雨大作,呼救声好像是从江面上传来的。“不好,怕是翻船了!”他跑上江堤,只见江面上隐隐约约有几个人影,爬在黑黝黝的一块什么东西上面。“果然是翻船了”!想到这里,他连忙朝陆明才家跑。 

  陆明才在全村水性最好,心肠也最热。而且,他家那三间小屋就紧贴在江堤脚下。 

  听说江里翻船了,陆明才二话没说,披了件衣服就往江边跑,一边跑一边扣钮扣。老伴徐兰英也跟着起来了,她知道,遇上这种事情,这一夜是不会安分了。她开始给落水者准备姜汤和换的衣服,心里一遍又一遍地祈祷着:破财事小,可千万别损了人! 

  往江边跑的两个人跑到陆明才打鱼的小船边时,才发现船是锁在岸上的,刚才走得急,陆明才忘了带钥匙。如果再回去拿,又要耽误不少时间,这时候,可真是一分一秒都耽误不起!陆明才朝江面上望了一眼,那边的呼救声被风雨撕得很碎,显得有气无力。他当即操起船舱里的一把榔头,三下两下把锁砸碎了,然后跳上小船,发动了挂桨机。见水性不好的梅存根犹犹豫豫的不敢上船,他吼道:“你跪在船上不要动,用应急灯给我照着。” 

  江上风很大,超过了七级,再加上雷雨交织,小木船在风浪里像个可怜的无人认领的弃儿,被粗暴地推来搡去。陆明才凭着几十年练就的好身手,驾着小船渐渐靠近了呼救者,那是一艘体量不小的铁壳运输船,像只大水瓢似的倒扣在江心里,船底上爬着三个人,已经喊不出声音了。陆明才怕对方的铁质船体碰坏了挂桨机的叶片,只得冒险停掉发动机,用木桨划着往上靠,风浪中几经进退,终于抢在铁船整体沉没前的最后一刻,把三个人救了下来。 

  回到家里,徐兰英马上让三个人换上干净衣服,又给他们端上热呼呼的姜汤,一边庆幸地说:“破点财不算什么,人没事就好。” 

  可是她不知道,人家不光破了财,人也出事了,而且是大事——还有三个人没有上来。 

  那个三十多岁、清瘦而精干的船主叫袁孝清,湖北枝江人,这次满载着价值70多万元的农用卡车和柴油机从江苏无锡运往湖南常德,大清早才从无锡出发,当天夜里就遇上了大风,船翻了,货沉了。那三个没有上来的人中,有一个是他的妻子,另外两个是船工。 

  祸从天降,家破人亡,这样的惨剧陆明才看得多了,行船自古三分险,他能说什么呢?看着人家这个样子他心里也苦,但心里苦还不能表现出来,不然人家就更站不直了。他只能帮这个两眼一抹黑的外地人多做点事,让他重新振作起来。因此,当束手无策的袁孝清突然跪在他面前叫他“爸爸”时,他郑重表示: 

  “孩子,别怕,我帮你!” 

  二 

  这里是长江下游的一个小岛,从地图上看,就像浮在水中的一片柳叶,陆明才就生活在这片柳叶上,种田、打鱼、养猪,一年到头很忙碌也很快乐。两个儿子一个女儿都成家了,住到镇上的楼房里去了,他和老伴仍旧住在江堤脚下的三间小屋里。老伴说:不枕着江涛的声音,老头子睡不安稳。 

  村子呢,老名字叫小隆村。58年大跃进时,县委书记在这里搞深耕,对这个名字很感冒:“小隆就是小农,小农经济,不好。现在要鼓足干劲,叫干劲村。”于是就叫干劲村。文化大革命的时候,那个县委书记被打倒了,“干劲”又不好了,再改,叫红光村,一直用到现在。但也许是习惯的原因,本地人一般还沿用“干劲村”的说法,只有在正规场合——会议、广播、或盖了邮戳的信函上——才会出现“红光村”。 

  自从江里沉了一条运输船且死了几个人以后,这几天,村里人每每会遇到几个问路找“红光村”的,那都是风尘仆仆、满面戚容的外地人。这里的人不等对方说完,就会告诉他们:“噢,知道,是到陆明才家去的……” 

  这些人都是从湖北枝江赶来处理后事的死者家属。 

  陆陆续续来了几批,细心的邻居算了一下,向人们通报说:“不请不约,正好两桌”。 

  乡下用方桌,一桌8人,两桌16人。16个人都挤在陆明才的三间小屋里,吃、喝、拉、睡,还要烧纸、嚎丧。陆明才和老伴在厨房里睡地铺,把房间让给他们住。房间住不下了,又住在堂屋。最后人多了,只得安排到附近的小工厂里去。徐兰英一天到晚忙着给他们烧煮洗涮,早上稀饭馒头,中午大米饭加四菜一汤,晚上面条、稀饭、干饭轮换。所有的开支都从陆明才的口袋里往外掏,因为袁孝清几乎是赤条条地被救上来的,他口袋里没有钱。 

  这些还只是小钱。 

  事故发生的第二天一早,天就放晴了。陆明才先雇了一条挂桨船在江面上搜寻。那三个人生还是没有指望了,但活要见人,死要见尸,天气已经热起来了,遗体也不能耽搁。然后他又带着袁孝清赶到海事局去报案。海事局有打捞队,报案是为了联系打捞。但一联系,傻眼了,打捞费要5万元,而且要先缴钱,签下协议,再打捞。 

  5万元钱从哪里来?只有贷款。 

  农经会贷款很方便,但袁孝清是外地人,贷款要有本地人作担保。而且光有人担保还不行,还要有足够的财产作抵押。陆明才的三间小屋不值钱,如果要担保,必须要他儿子签字——用儿子的楼房做抵押。 

  农经会主任是陆明才的侄儿,他用圆珠笔敲打着贷款申请表提醒老叔:“5万元钱,你要承担全部风险的啊,如果他不还……” 

  陆明才在回去的路上老是在想:袁孝清不会是那种人…… 

  于是,他在半路上拐进了大儿子的家。两个儿子,老大叫学文,老二叫学武。有意思的是,叫学文的后来学武,当了兵;叫学武的后来却学文,搞技术。老大老二都住着楼房,而且都是党员。但老大在老山前线打过仗,陆明才固执地认为,但凡在战场上有过出生入死经历的人,对钱总是要看的淡一些的。果然,老大没有拒绝他,只是在拿起笔时,抿着嘴唇狠狠地想了片刻——但到底还是签了。 

  家里还有5千元现款,刚卖了一窝苗猪的钱,放在席子下面还没捂热,陆明才拿出来,连同农经会拿到的5万元一起给了袁孝清。5万元是给打捞队的,5千元用于应付杂七杂八的开支。 

  乡下人把这种事情称为忙丧,打捞死者、火花,再加上传统的祭奠仪式,总之是一个忙。别的事情忙得高兴,这种事情越忙越伤心。陆明才也整天陪着他们忙、陪着他们伤心。正是乡村的麦收季节,人们走在村路上,脚步显得很仓促,连狗也作出日理万机的样子,脑袋上常常沾着几根新鲜的麦草。陆明才家的两亩麦子也熟透了,但为了几个落难的外地人,他早就把农时节令忘记了。 

  老伴徐兰英没有忘记,但这段时间她是“大内总管”,也腾不出手。拖到后来,只得请了几个帮工,一个晚上把麦子草草收割了。老人总觉得有点委屈了这两亩麦了,今年的麦子长得多好啊,桌面儿似的,田这头推一把,田那头跟着动,可到了最后功德圆满的时候,却没有得到应有的尊重。 

  袁孝清离开扬中时已是七月中旬,在这40多天里,生命的痛苦和美丽给了他太多的体验,他遭受了人生中最铭心刻骨的痛,但也因此结识了一个让他一想起来心头就感到温暖的好人。离别前,他和陆明才约定:到春节时,他一定带着两个女儿来扬中过年。 

  三 

  禁渔期过了,陆明才的小木船又出港了。落潮下网,涨潮归航,一杯浊酒,几度夕阳,一个渔佬儿的快乐是连皇上也要忌妒的。夏天的江风中混杂着鱼货和淤泥的腥味,有时候,陆明才会对着浩荡西来的江水浮想联翩:袁孝清也住在长江边,他那边是上游,我这边是下游,相距好几千里,那么,这叫不叫“一衣带水”呢? 

  日子朝朝暮暮地过去,偶尔大儿子学文会来告诉他,袁孝清来电话了,问爸爸妈妈好。说他回去后,把船修好了,又开始跑水运,争取早日还清银行贷款和爸爸这边的欠款,且一再叮嘱爸爸保重身体,年纪大了,腿脚不便,就不要上船了。每每听到这些,陆明才心头总是暖融融的。 

  转眼到了年底,一直与陆明才音信不断的袁孝清突然像从人间蒸发了,不但没有一封信,连电话也没有。这边打电话过去又没人接。风声传出去,有人说陆明才遇了个顺手牵羊的骗子。陆明才心里也很纳闷,但他不相信袁孝清是骗子,他想,袁孝清肯定是跑长途出了远门,没时间写信打电话。又想,原先说好来过年的,说不定他不声不响,哪一天突然出现在你面前给你一个惊喜。他叫老伴照袁孝清和孩子来过年的规格准备年货,自己一早一晚往学文家也跑得多了,去了也不说什么,坐一会就往回走,神情有点闷闷的。学文知道,他是探听有没有枝江的电话。 

  春节一天天地临近,又一天天地过去。在整个春节期间,全家人谁也不提袁孝清,仿佛那是一道不吉的巫咒。初一过去了,初五过去了,元宵过去了,各家场头上那有如落花似的鞭炮碎屑已经在雨雪中渐渐地褪色了,枝江方面还是一点音信也没有。陆明才终于忍不住了,他偷偷给袁孝清的姐夫李友松写了一封信,其实信中什么也没有说,只是一番很家常的问候:孝清身体如何?两个孩子成绩好不好?答应到扬中来过年的,怎么没有来…… 

  半个月以后,终于接到李友松的回信了。陆明才曾经设想过无数种可能,唯有这一种不曾想过: 

  袁孝清死了! 

  还是翻船事故,这次是在洞庭湖。 

  陆明才不明白灾难为什么老是死死地纠缠着这个不幸的家庭,他寝食难安、神思恍惚,常常站在江堤上向着上游呆呆地眺望:袁孝清死了,他的老母亲和两个女儿今后怎么过呢? 

  老伴见他整天魂不守舍,就说:“要不你就到那边去看看。死者倒也罢了,孩子可怜啊!” 

  那么就去一趟吧。陆明才买了一张全国分省地图,在湖北找到了那个叫“枝江”的地方。长途汽车在沿江公路上颠簸了30多个小时,途经江苏、安徽、江西、湖北四省。第二天傍晚,车到枝江。他又雇了一辆当地人叫作“麻木”的简易机动车,给车夫说了要找的地址:七星路40号。 

  在家里和路上时,陆明才恨不得一步就跨到枝江,跨进袁孝清家里。可现在到了枝江,即将跨进袁孝清家里时,他反倒有点胆怯了,他希望车夫慢一点,因为他实在不忍心面对老人和小孩那凄苦的目光,也不知道自己该对她们说什么才好。 

  七星路40号的三层楼房贴着银行的封条,铁锈斑斑的门锁锁住了这个家庭往日的富足和温馨。在楼房边一间简陋的小屋里,陆明才见到了袁孝清76岁的母亲。老奶奶对远方来的客人刚说了一句话:“孝清还没来得及报答你的恩情啊!”就已泣不成声了。哭了一会,才想起该把女婿李友松叫来陪客人,又急匆匆地出门去了。 

  两个孩子放学回来了,见了陆明才,有点认生,站在那里不说话,流泪。陆明才走上前,把两个孩子揽在怀里,给她们擦去眼泪,然后带着他们上了大街。 

  苹果喜欢不喜欢?香蕉呢?噢,菠萝…… 

  孩子喜欢什么就买什么,苹果、香蕉、菠萝,一路买过去,为的是从她们脸上看到几缕笑容。 

  爷孙三个满载而归。李友松也来了,他说,好几个月没有看到两个孩子的脸上这么舒展了。 

  李友松告诉陆明才,袁孝清人死了,却留下了44万元债务,作为抵押品,房子已被银行查封。他骂道:“这个讨债鬼,家破人亡不够,还要倾家荡产;倾家荡产不够,还要赔上两个女儿的前途——今后,恐怕孩子上学也成问题了”。 

  陆明才只觉得心里堵得难受,晚饭吃了一点就休息了。这一夜,他辗转难眠。 

  苍天有泪,第二天,大雨倾盆。陆明才要踏上归程了。 

  “爷爷,咋来?”孩子上学前问他。 

  咋来是当地土话,就是什么时候再来。 

  他说不清什么时候再来,但是他知道,自己的心已经留在这里了。 

  陆明才这次出门一共带了2千元钱,到了枝江还剩下1千7百元,他留下4百元作回去的路费,把其余的1千3百元全都给了奶奶,并且郑重承诺:“孝清也是我的儿子,袁军袁玲也是我的孙女,今后,我供养她们上学,一直上到大学毕业——你们别担心,我有钱。” 

  上车以后,他突然想到袁军马上要过10岁(虚岁)生日,就又从不多的路费中抽出100元,从车窗里递出来,让奶奶到那一天给孩子买只蛋糕,祝她生日快乐。 

  车子缓缓开动,挥手之间,车上车下泪眼迷离。 

  四 

  陆明才的收入主要有三块:一、捕鱼;二、养猪;三、种地,这座次是按照收入多少来排序的。种地最不来钱,但正如早年的那条墙头标语所说的:手中有粮,心中不慌。二亩责任田,每年产粮不下三千斤,除去全家人的口粮,还足够母猪和苗猪的吃喝。过去有两句老话:“养猪不赚钱,回头看看田”,那是把饲料粮算进成本里的;如果粮食不算钱,那肯定是赚。特别是养母猪繁殖苗猪,一年两窝,坐赢不输。而且近年来母猪经济在家庭收入中的座次大有问鼎之势,原因是,捕鱼的收入日见低迷。 

  陆明才弄不明白,江里的鱼为什么越来越少了。两条挂桨船拖着沉底的大网一路包抄,有时起网一条像样的鱼也没有,只有一摊乱七八糟的饮料罐包装袋之类的垃圾。陆明才从小就喜欢捕鱼,这不光是靠水吃水的生计,也是一种人生的乐趣。那时候哪怕只用一张小扳罾,悠哉游哉地坐在那里等,也保管网网不空。每年初夏开田插秧,渠道里、水田里那个鱼啊,争先恐后地直往田岸上跳,往人的脚面上跳,女人和小孩用竹篮就能捞到。长江三鲜——鲥鱼、刀鱼、河豚——历来是这座江心小岛最值得夸耀的美味,到了70年代中期,普通农家的餐桌上还可以见到鲥鱼,当时鲥鱼只有几毛钱一斤,价格和鸡蛋大致相当。可现在呢?一次某大老板因为接待贵宾,许诺一万元一斤,发动鱼船下水捕捞鲥鱼,三天时间,连一片鱼鳞也没有见到——野生的长江鲥鱼早就绝迹了。 

  江里的鱼越来越少,但陆明才的小船出港的次数却越来越多。即使天气不好,他也不肯歇着。捕到的鱼,不管大小,也不管贵贱,他自己一条也舍不得吃,全部拿到市场上去卖掉,把钱一点一点地攒起来,寄到枝江去。对两个孩子的承诺让他的思维变得单纯而明净,甚至带着几分童话色彩。例如,起网了,看到几条小鱼在网眼里跳跃,他想到的却是袁军的一条裙子或袁玲的一只书包,那种感觉让他如坐春风般地很陶醉。有时候,他会突然想到两个孩子来信中的某句话,忍不住笑出声来。特别是袁军在好几次来信中纠正他的错别字,一副好为人师的语气让他觉得很受用,他甚至想故意写几个错别字,让她继续纠正下去。还有,以前孩子来信时,开头的称呼只有“爷爷”,因为到枝江去的是“爷爷”。现在,她们知道把“奶奶”和“爷爷”排在一起,这说明孩子开始知事明理了。老伴为此很有点“受宠若惊”,兴奋了整整一个晚上。 

  汇款要到八桥镇上的邮局去,去得多了,邮局里的人都认识他了。不仅认识,还掌握了他汇款的档期:开学前夕,春节前夕,还有两个孩子的生日前夕。有时,他们发现老人的汇款不在档期,便问:“老陆,今天汇款是什么主题?” 

  陆明才便喜滋滋地告诉他们:“孩子考得好 —— 一根棒两只桃子哩,奖励奖励。” 

  有一次,汇款的档期到了,可钱还没有筹齐,陆明才只得忍痛把半大的苗猪卖了。苗猪才一个多月,正是见风长的时候,老伴说,就像把女儿卖给人家做童养媳,心疼哩。陆明才说:苗猪卖了可以再养,耽误了孩子的学习就补不回来了。 

  岁月如江风一般拂过小岛上的四季风景,也拂过陆明才老人脸上的欢笑和忧伤,转眼之间,6年过去了。 

  2002年3月的一天,袁军无意中收看了江苏卫视的《情感之旅》,节目中那些寻常巷陌的情感故事,触动了她心头的渴望,她鼓起勇气给江苏电视台打电话,希望能帮她们姐妹俩圆一个梦:见一见江苏那个一直帮助她们抚养她们的好心的陆爷爷。《情感之旅》栏目主持人陈怡随即来到枝江采访了姐妹俩,采访结束后,又把她们带到南京。而后在电视台的安排下,陆明才和老伴也来到了南京。为了让最激动人心的时刻出现在节目现场,先没有让孩子与他们见面。 

  在江苏电视台演播大厅,主持人陈怡问袁军:“在你的想象中,陆爷爷家是什么样子的?” 

  袁军想了想:“陆爷爷说过,他有钱……” 

  大屏幕上随即播放了记者去陆明才家拍摄的场景:三间低矮的小屋前,两位老人穿着破旧的衣服在屋门口吃午饭,桌上只有一碗自己腌的咸菜。阳光洒在他们脸上,洋溢着幸福与满足…… 

  两个孩子的脸上,四行泪水潸然而下…… 

  主持人又问:“想不想爷爷奶奶?” 

  “想!” 

  “请爷爷奶奶出场!” 

  陆明才和老伴从后台联袂而出,6年后再度相见,姐妹俩已由当年的小不点长成了亭亭玉立的少女,陆明才不由得百感交集。而姐妹俩更是泣不成声,一头扑进爷爷和奶奶的怀里。相对于6年前的模糊记忆,爷爷明显苍老多了。在她们看来,这个并不富裕的爷爷其实更真实,更可亲,也更值得她们敬重记怀。 

  袁军的班主任陪同来宁,节目做完了,陆明才向她了解两个孩子的学习情况,老师顺便说到:“陆老,初中是义务教育,高中费用就大了。” 

  这一年,袁军读初三,马上就要中考;袁玲读初二。 

  陆明才说:“没关系。我说过的,要让她们读到大学毕业。” 

  三年以后,袁军考取大连海事大学。8月,她带着录取通知书来到扬中。 

  陆明才让她住在二儿子学武家里,这不光因为老二家房子宽敞,更因为学武的女儿陆敏明年也要参加高考,让她们姐妹交流交流。 

  袁军在扬中住了十几天,她每天都到爷爷奶奶这边来帮助干活,烧饭、洗衣、喂猪、种菜,什么都做,江堤下的这座小屋里,不时飞出祖孙两代人的笑语欢声。天色晚些的时候,她会站在江堤上远眺江面上的捕鱼船,像所有的孙女那样,盼着爷爷早点归来。终于看到爷爷的小船了,在所有的渔船中,爷爷的木船是最小的。老人端坐在船尾,那身姿有如雕塑一般。在他的身后,晚霞因迟暮而愈发艳丽,像绯红的标语一样贴在天边,也映在八月的江水里。 

  月底,袁军要走了,陆明才把她送到火车站,并准备了5千元钱给她开学。上车前,老人又临时改变了主意,只给了2千元现金,因为夏天孩子衣着单薄,钱放在身上不安全。剩下的3千元,他到车站附近的邮局办了汇款。 

  送走袁军,陆明才在回家的路上又特地去了那块江滩,十年前,他就是在这里送别袁孝清的。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他默默地在那里站了好一会,心里说不清是伤感还是慰藉。真快啊,似乎一滴泪尚未淌干或几声笑尚未散去,十年就从身边悄悄地滑过去了。面对着无语东流的江水,他想说:孝清,你放心,孩子已经长大了。可说出来的却是:孝清,孩子长大了,我老了…… 

  第二年,妹妹袁玲考取了武汉大学。 

  五 

  陆明才确实老了。 

  他属龙,已经70岁了。这一带的人早先有两句开玩笑的话:“人生七十古来稀,挑担豆秸上城西。”意思是说,在乡村里,有些70多岁的老人身子骨还很硬朗。陆明才原本也应该算在这“有些”里面,他打鱼、种地、养猪,一天到晚连轴转。骑自行车去县城,来去100里,当天返回,那是毛毛雨。可衰老在08年秋天的某个下午突然降临了,一次小中风,虽没有大的后遗症,走路却不灵便了。更加令人扼腕叹息的是,这个属龙的、在江上与风浪打了一辈子交道的老人,以后再也不能上船捕鱼了。 

  不能打鱼,那么就种地、养猪吧。 

  但地也种不成了,市里引进了一个造船项目,选址就在红光村,总投资十几个亿,这不光在全县,即使在省里也是数得上的大项目,因此上上下下都很兴奋,像抱了个金娃娃似的。接下来就是征地、拆迁。陆明才的二亩地也被征掉了。 

  没有地,母猪也养不成了。以前养母猪赚钱,是因为反正肉烂在锅里,饲料粮不算账。现存没有地了,到市场上去买配方饲料回来养猪,弄得好能赚点辛苦钱,弄得不好还要赔。况且养猪还有一大收益是图个“猪屁股”,也就是肥料。不种地,“猪屁股”有什么用? 

  打鱼,养猪,种地,传统的三大支柱全都靠不住了,他只能吃每月300元的低保。 

  袁军和袁玲听到爷爷中风的消息,坚决不要他再寄钱了,说她们可以勤工俭学做家教。陆明才想来想去,觉得女孩子出去做家教,一早一晚的,总让人放不下心。再说两个孩子都快毕业了,一百里路已经走了九十里,怎么说也得将革命进行到底。另外,还有一层意思,老人不好说的,那就是,他和老伴平时省吃俭用地攒下几个钱,然后跑几里路到八桥邮局去,在工作人员赞赏的目光下办理手续,汇给两个远方的孩子。长期以来,这种“仪式感”对老人很重要,因为不管钱多也好,钱少也罢,那价值并不在于钱本身,而在于心里的那份牵挂。心里长存一份牵挂,是一种很美好的感觉。在很多时候,幸福其实就是一种牵挂的权利,陆明才老人很珍惜这份权利。 

  晴和日子,陆明才常常会站在江堤上,远远地望着人家打鱼。太阳很高,江滩上有丰茂的芦苇,而更远处的一队拖船则成了阳光下的静物。江鸥追着渔船飞翔,那银灰色的翅膀几乎贴着水面,它们也在盼望着快点起网,好从中分一杯羹。这里的每一块水域他都非常熟悉,熟悉得如同自己手掌上的纹路一样,在表面上千篇一律的江流下面,其实隐藏着江底太多的坎坷和丘壑,就像一个人看似不动声色,内心的爱恨情仇却恨不得要颠覆整个世界。正是江底那些看不见的坎坷和丘壑,形成大江中的漩窝、暗涌和湍流,这些都是航船的隐患。这些年,他在这一带的江面上一共救出了九条人命。他家就在江堤脚下,一听到江上的呼救声,他的小船总是在第一时间赶到出事水域。有道是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何况他已救过九个人了。那些被他救过的人,大抵这辈子都不会忘记扬中小岛上的这个老人,因此,逢年过节的时候,不管天南海北,总要写封信或打个电话来问候几句。当然,也有穿了他给的衣服,拿了他给的钱以后就一去不回,杳无音信的。但陆明才也不会往心里去,他救人本来就不是为了图什么,唯愿此君以后一切安好。 

  入冬以后,江面变得窄些了,把江滩吐出来不少。镇里正在雷厉风行地动员拆迁,几台推土机在村子里耀武扬威,就像准备打淮海战役的架势。陆明才的三间小屋也在拆迁红线之内,可供选择的方案有好几种,例如异地重建,例如投靠子女,每一种方案都很人性化,只要他们点一下头,其它的事情都安排得服服帖帖。但老人却迟迟不肯点头。到了最后才答应,过了春节搬。 

  拖过春节是为了袁家姐妹来过春节。还没进腊月,陆明才就给两个孩子打招呼,要她们放了寒假到扬中来。表面上的说法是,爷爷身体不好,想看看你们。实际上他想得很深。袁军09年就要毕业了,她已经谈了男朋友,一个来自哈尔滨的阳光男孩。在老人看来,她很快就会有一份属于自己的生活。袁玲读的是大专,她比姐姐迟一年进校却正好同一年毕业。她说了,毕业后一分钟都不会耽搁,马上工作,好挣钱供姐姐读研——如果袁军能考取研究生的话。这是姐妹俩毕业前的最后一个春节,也是到扬中聚会的绝好机会,女孩子一旦有了工作,有了家庭,今后再来就不容易了。 

  2009年春节陆明才过得很开心,连同袁军和袁玲,他的五个孙辈团团围绕在他膝下,最大的23岁,最小的21岁,风华正茂啊!而且都是大学生。他有时想,如果这五个中间有一个没有考取大学,他心里肯定不能平衡。手心手背,无论哪一个都不行。 

  春节一过,姐妹俩就回枝江去了,那里的亲戚在等着她们。 

  以后她们还会来扬中吗? 

  也许还会来。也许不会再来了。 

  陆明才终究没有住到儿子的楼房里去,春节以后,他和老伴搬进了外甥遗弃的一座小屋。小屋的格局和原先自己的那座差不多,也是三间,一明两暗;也是筒墙平瓦。当然,最重要的是,小屋也紧挨在江堤脚下,夜里可以枕着涛声安睡。 

  陆明才现在就走在江堤上,他走得很慢,中风以后他就走不快了,但是这不要紧,他现在想通了,不管什么时候,前方都不会有什么更重要的事情在等着他了。他刚刚看了船厂工地,自己这辈子还从没见过这么大的工厂和机械。而且如果三天不去看,就又是另一番景象,那才真叫日新月异哩。就凭这一点,叫自己的老屋给它们让路,值!他想把这些在电话里告诉袁军和袁玲。前些时因为搬迁,家里的电话拆了,打电话不方便。现在电话装好了,他准备回去就打…… 

  一路想一路走,四处就暗下来了,风有点硬,月色淡淡的,江堤下的那座小屋里最先透出了灯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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